邀稿團隊：二十而立工作隊

封面繪圖：宋偲妘

前言

　　本週是228連假，團隊有幸邀請到曾經採訪過的二十而立，為我們撰寫228白色恐怖相關的專題文章，希望在放假之際，仍不忘歷史帶來的教訓，也祝各位連假順利！

正文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官員貪腐、軍紀混亂與本省和外省人之間差別待遇累積的不滿，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大部分青年學生第一次見識到軍隊襲捲臺灣本島，這些人僅有二戰的成長經驗，當時並未受到登陸，因此軍隊大規模清鄉深深震撼他們，許多青年選擇投入地下黨，企圖改革社會現況，如前總統李登輝在臺北街頭目睹國軍無差別攻擊，並在之後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1948年夏天以「共產黨員不自由」申請退黨。二二八事件是當時許多臺灣青年與學生投入政治社會運動與地下黨的契機，本文提到的張皆得即是案例之一。

　　(張皆得視角)

　　我生於1929年臺南市中西區，戰爭期間為了養家輟學做工補貼家用。二戰末，許多受皇民化教育的臺灣人透過美軍傳單獲得自己的新身分，認同上受到不小的衝擊，但對於祖國的憧憬使然，依然期待祖國能帶來美好生活的希望，社會上瀰漫一股學習北京話的風潮，我也同樣想盡快學習祖國的一切，不過無奈當時生活困苦，連50塊的學費都交不起，為此我哭了一整晚。二二八事件期間許多行動者開始組織行動，臺籍士兵與工學院學生各自成立自衛隊，除了為保障自身安全之外，也反映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我雖對政府有些反彈，但多半是關於經濟狀況，對政治並未太多關心而沒有採取具體行動。但後來我目睹湯德章律師曝屍於民生綠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並不准家人收屍，讓我非常憤慨，這激發了我對政府的強烈不滿。

　　我在五帝廟做木工認識了王炎山，我們都因為二二八事件對政府非常不滿而有共同話題，工閒時間他常和我分享左傾思想與書刊，也嘗試邀請我加入組織，但我因為要照顧家裡而拒絕他，不過依然與組織保持友好態度，多次接待組織成員於家庭中聚會、談論時事，除王炎山之外還有林さん(Lin san，李媽兜化名)、蔡來等，也曾在深夜陪工人散發「勿忘二二八」的傳單，參與相關活動的人被稱為「同情者」。

　　1948年我到臺南工學院附工夜校就讀，暑假時我在學校的營繕組打工認識日校學生曾錦堂，他介紹我與徐國維老師認識，我們幾個學生與老師感情特別好，大家時常一起出遊，我們曾一起到石精臼吃鱔魚麵，我和同學硬拗徐國維老師請客，他去結帳時攤販卻拒絕收錢，看著老師一臉錯愕我才承認，那個攤販其實是我舅舅，後來聊天的話題越來越敏感，老師帶著我們到臺南運河划船，我和曾錦堂、邱焜棋非常興奮，在船上跳來跳去，老師緊張的說這樣會翻船的，我和曾錦堂則大聲地回應:「沒關係！沒關係！翻了再說吧」。

　　後來老師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會」，帶入以科學分析剖析社會紛亂的左翼概念，吸引許多對現實感到迷茫的青年學生，一直到1949年他離開學校之後，我們的聯繫才逐漸減少。我曾經邀請徐國維和林さん見面，幾天後林さん告訴我別再連絡他，多和徐國維老師來往吧，這時我才知道他們早已參加同一組織，不過知道組織的全稱是「臺南市工作委員會」已經是非常久遠的事了

　　約莫九月時我完成入黨宣誓，成為正式黨員並由徐國維領導，之後便積極投入群眾活動，這裡的群眾活動是指和大家平常互相寒暄、聊聊天、打好關係，從談論日常生活導入想傳達的思想，手段又不能太過明顯，必須拿捏話題分寸避免懷疑，是需要技巧的行動，也是組織的重點工作之一。當時我每兩週會與營繕組同事到劉天乞家中聚會一次，像是朋友聚會一樣聊天、遊玩，在增進感情連結的同時也建立組織的群眾關係。群眾活動背後是群眾工作，能判斷誰是可以吸收的對象。夜校學生會定期在烏山頭水庫等水利設施實習與參訪，除了增進感情也會分享報紙、讀物討論時事，初期是王炎山提供的讀物，後來會讓大家帶書回去閱讀，雖然我們都一知半解、討論不出什麼，但至少能互相了解其他人性情。我觀察到夜間部的陳溪與吳全學習認真，和徐國維老師討論之後於1949年下半先後吸收兩人。

　　後來因應大批人員撤退來臺，學校計畫將舊學生宿舍改造成單身教職員臨時住所(今成功大學化學系舊館)，施工時我與其他工人發現藏匿的武器，原來校園中有另一批從事地下活動的學生(臺南工學院支部吳聲達、杜誠、黃祖權上級呂丁南藏起來的)，大概是二二八事件未上繳的武器，我們趕緊將武器集中處理掉，當有人追問時就謊稱忘記了，以此保護那群學生的安全。群眾工作之外也有許多積極行動，如調查臺南仁德的高射炮基地。工學院附工旁邊的駐軍衛兵經常拿刺刀騷擾、盤查晚歸的學生，我們在半夜值班時故意把鞭炮塞進罐子，點燃後丟進火藥庫附近(今成功大學中正堂)，用爆炸聲嚇唬他們以此為報復。

　　後來我們的領導何川因自己上級曝光就逃亡失蹤了，導致我們失去了領導，工學院有人被逮捕後，我和曾錦堂感覺情況不對，只好去找原來的領導徐國維討論之後的動向，他認為火已經燒到臺南工學院，要我們先暫停活動。我以校務主任的腳踏車店需要人手為由辭職離開附工兩個月，以為這樣就能避風頭，然而特務逐漸逼近，最終1950年8月17日被捕入獄。

　　我進去時已經有人交出組織關係圖，誰吸收誰都一清二楚，我心中有預感這輩子不可能再出來，但我清楚絕對不能牽連其他人，特務不清楚的組織關係我並未讓他們知道，我仍有與特務應對的空間，有成員因為他人提供的線索被特務窮追，其中包含我的老師徐國維，因他人供出高雄的組織關係遭到刑求，特務為了獲得線索給出「老實交代就寬大處理」的虛假承諾，許多人聽信特務之言，鄭海樹與何川也被騙了，他們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老實交代就能盡快回家，但實際上這讓組織關係曝光，也讓自己有更充分的理由被定罪。

　　離開保密局北所後我被移送軍法處等待判決，老師徐國維等人被槍決，我們之間不安情緒催生出逃獄行動「吃麵包計畫」，1951年2月16日凌晨計畫實施，眾人試圖偷襲獄卒並逃出押房，但最後無人成功。後來判決確定後我被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1953年二月新生訓導處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希望我們刺「反共抗俄」等政治標語在身上，表面上宣稱自由參加，但背後以威脅利誘等方式強迫我們積極參與，不過因為我們的消極抵抗失敗，綠島高層決定將陳華等28人送回本島軍法處重新審判，我也在其中……

　　張皆得在二二八事件打破對祖國的美好想像，日後接觸左傾思想並加入地下組織，由於做過工人，也到過工學院附工半工半讀，讓他能以工人與學生的雙重身分在校園內外發展不一樣的行動路徑，逐漸探索出一套方法回應社會，並為此付出行動。1950年代韓戰改變國際陣營對蔣介石政權的態度，為了穩固美國對反共事業的信任，1953年二月綠島新生訓導處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最後以失敗收場並被羅織成「再叛亂案」，張皆得最終宣判無罪再度躲過槍決，出獄後曾任店員、建築師事務所工員等工作，因長期監控與眼線遍布只能不斷更換工作，後至日本發展，因病關係赴中國就醫，此後即長期留在中國，也建立起家庭。從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到二二八事件，乃至遠在朝鮮半島的韓戰，都不斷影響這位臺灣青年的行動軌跡，使他做出屬於當時代下的決定，為自己的理想展開行動，生活在現代的我們，面對今日的社會又會採取何種行動？